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贵州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这就是著名的遵义会议。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始确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始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使党和红军得以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保存下来并走上胜利的道路，为党和革命事业转危为安、不断打开新局面提供了最重要的保证。

　　遵义会议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毛泽东同志强调：“遵义会议是一个关键，对中国革命的影响非常之大。”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指出，遵义会议“是我们党历史上一次具有伟大转折意义的重要会议”，“是我们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遵义会议留下了许多宝贵经验和重要启示，是我们党历久弥新的宝贵财富。

　　一、面临两个极其严重的威胁，党和红军处于最危急的历史关头

　　1935年1月7日，中央红军攻克遵义。这是在毛泽东等同志坚持下，中共中央放弃北上湘西的原定计划、改向敌人力量比较薄弱的贵州进军之后所取得的一次胜利。但是，党和中央红军并没有摆脱长征以来严重受挫的被动局面，“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特别是军事指挥上的错误也还没有从根本上得到纠正。党和红军正面临着两个关系生死存亡的严重威胁。

　　一个极其严重的威胁来自党内，即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路线的统治。1931年1月，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六届四中全会，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操纵下，王明掌握了中央的实际领导权，由此开始推行“左”倾教条主义。几个月后，党的工作就受到非常严重的损害，党中央不得不决定由上海迁到中央苏区。王明于1931年10月前往莫斯科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离开前指定中央由博古负责。以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于1932年1月初到达瑞金后，继续执行“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路线。

　　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者脱离中国实际情况，照抄照搬苏联经验。比如，在革命道路问题上，坚持以城市为中心，把发动城市工人罢工和武装起义作为最主要任务，指令各根据地红军积极攻打中心城市；在土地问题上，推行“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政策，企图消灭地主和富农；在党内斗争和组织问题上，推行宗派主义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方针；在军事斗争问题上，否定毛泽东的正确军事思想，剥夺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权，在进攻中搞冒险主义、防御中搞保守主义、退却中搞逃跑主义，等等。

　　到遵义会议召开前，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统治全党已达4年之久，给党和红军造成了极其严重的损失。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失败后，1934年10月，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不得不放弃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战略转移。长征初期，又屡屡严重受挫。从全国范围看，红军和根据地损失了90％，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力量几乎损失了100％。

　　另一个极其严重的威胁来自外部，即国民党反动派重兵围追堵截。国民党在中央红军西进途中精心布置四道封锁线，部署大批军队对红军进行围追堵截。红军突破前三道封锁线后，蒋介石调集中央军和湘军、粤军、桂军30多万兵力，凭借湘江天险设置了第四道封锁线。11月27日至12月1日，红军在广西北部湘江地区与国民党军苦战五昼夜，最终从全州、兴安之间强渡湘江，突破第四道封锁线，粉碎了蒋介石围歼中央红军于湘江以东的企图。湘江战役是红军长征初期最惨烈、最壮烈的一场战役，中央红军人数由长征出发时的8.6万余人减少到3万余人。当时湘江江面密密麻麻漂浮着红军战士的遗体，以至当地流传这样的民谣：“三年不喝湘江水，十年不吃湘江鱼”。

　　红军攻占遵义后，蒋介石急调其嫡系部队和四川、贵州、云南、广西军队，共约40万重兵，从四面八方向遵义地区进逼包围。而此时接连受到重创、只有3万余人的中央红军，人疲马乏、补给匮乏、弹药奇缺，党和红军、中国革命处在最危急的历史关头。

　　在中央苏区时，许多干部和红军指战员就对博古、李德等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产生怀疑和不满，湘江战役后对“左”倾错误军事路线的不满达到极点。刘伯承同志回忆说：“广大干部眼看反五次‘围剿’以来，迭次失利，现在又几乎濒于绝境，与反四次‘围剿’以前的情况对比之下，逐渐觉悟到这是排斥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贯彻执行了错误的路线所致，部队中明显地滋长了怀疑不满和积极要求改变领导的情绪。这种情绪，随着我军的失利，湘江战役，达到了顶点。”

　　二、取得两项极其重要的成果，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

　　遵义会议的主要议题是总结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经验教训。经过激烈争论，会议作出了几项重要决定。陈云同志在《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中记载，会议决定：毛泽东同志选为常委；指定洛甫同志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而周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由此看出，会议取得了两项具有伟大转折意义的成果。

　　一是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会议增选毛泽东同志为中央政治局常委，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并由此开始确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始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

　　毛泽东同志此时并没有担任党中央和红军的最高领导职务，但他实际上已经处于党中央核心地位。遵义会议后不久，2月5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进行常委分工，推举张闻天代替博古在党内负总责。张闻天同志遵循民主集中制原则，维护真理，抵制谬误，坚决实行毛泽东同志主导制定的正确路线方针政策。杨尚昆同志说：“这是在当时条件下党的集体意志作出的选择。他的任职保证了毛泽东同志的军事指挥，在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在3月17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同志进入全权负责军事指挥的“三人团”，实际上成为党在军事上的最高领导人。

　　参加遵义会议、当时担任中央秘书长的邓小平同志说：“遵义会议以后，毛泽东同志对全党起了领导作用。那个时候行军，毛泽东同志、周恩来同志、张闻天同志和我是在一起的。每天住下来，要等各个部队的电报，一直等到深夜，再根据这些电报来确定红军的行动。在重要问题上，大多是毛泽东同志出主意，其他同志同意的。尽管名义上他没有当总书记或军委主席，实际上他对军队的指挥以及重大问题的决策，都为别的领导人所承认。”张闻天同志也说：“遵义会议改变了领导，实际上开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领导中心的中央的建立。”

　　1945年4月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说：“遵义会议集中全力纠正了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上和组织上的错误，是完全正确的。这次会议开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的新的领导，是中国党内最有历史意义的转变。”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说：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这在党的历史上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二是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路线在党中央的统治。会议决定取消“三人团”，取消了博古和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决定委托张闻天同志起草《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批判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军事路线。《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说：遵义会议“得以胜利地结束了‘左’倾路线在党中央的统治，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

　　1934年6月成立的“三人团”是为准备长征成立的，掌握党中央和红军的最高权力。“三人团”的分工是：政治上由博古负责，军事上由李德负责，周恩来负责督促军事准备计划的实行。可以看出，博古和李德是“三人团”的决策核心。博古时任临时中央总书记，代表中央领导军委工作，在军事上完全依靠李德。时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革命军事委员会顾问的李德，实际上掌握军事上的最高指挥权。

　　李德于1933年9月以共产国际军事顾问的身份进入中央苏区后，就从博古手里掌握了军事指挥权。李德不了解中国实际情况而且作风霸道，反对毛泽东同志的正确军事主张，只凭在军事课本上学到的知识，搬用所谓正规的作战经验，指挥红军同国民党军队打阵地战、堡垒战，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被迫进行战略转移。长征初期他又采取消极避战、逃跑主义的方针，使红军损失惨重。毛泽东同志曾经指出：“李德不了解中国的国情，也不了解中国工农红军的情况，不作调查研究，听不得不同意见，生搬硬套在苏联有效在中国行不通的战略战术。”“李德和博古等人在军事上的一系列错误的战略战术，使我们吃尽了苦头，付出了惨重的血的代价。”

　　在1934年12月31日下午至1935年1月1日凌晨召开的猴场会议上，明确指出今后部队的军事决策必须置于中央政治局集体领导之下，实际上取消了李德独断专行的军事指挥权。而遵义会议作出的取消“三人团”的决定，进一步从组织上撤销了博古和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

　　按照遵义会议决定，张闻天同志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决议》对王明“左”倾机会主义的军事路线进行了批判，指出李德、博古的错误是“严重的政治错误”；充分肯定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军事路线，要求红军迅速完成从阵地战到运动战的转变，灵活机动地运用战略战术，为创建新的根据地而斗争。《决议》经2月8日在扎西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于2月16日印发全军贯彻落实。

　　周恩来同志多年后说：“这是中国革命历史中的伟大转折点。遵义会议一传达，就得到全党全军的欢呼。”会后，党和红军的面貌焕然一新。刘伯承同志说：“遵义会议以后，我军一反以前的情况，好像忽然获得了新的生命。”中央红军在毛泽东等同志指挥下，从1935年1月底到5月上旬，四渡赤水、兵临贵阳、奔袭云南、威逼昆明、巧渡金沙，彻底改变了长征初期的被动局面，摆脱了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粉碎了蒋介石围歼红军于川黔滇边境的计划，为长征和中国革命的最后胜利奠定了基础。

　　三、留下两点极其深刻的启示，为不断胜利推进党和人民的事业提供了重要遵循

　　遵义会议留下了许多宝贵经验和重要启示，比如必须坚定理想信念、为共产主义和中国革命的胜利而矢志奋斗，必须坚持实事求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必须坚持独立自主、坚定不移走符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必须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坚定正确的政治路线和政策策略，必须坚持民主团结、坚持和完善党的民主集中制，必须坚持敢于斗争、战胜前进道路上的一切风险挑战，必须坚持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建设坚强成熟的中央领导集体、不断增强党的团结和集中统一，等等。其中两点启示尤其深刻，对我们不断胜利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伟业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是必须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坚定不移走独立自主的中国道路。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道路问题是关系党的事业兴衰成败第一位的问题，道路就是党的生命。”中国共产党是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政党，马克思主义始终是我们党的指导思想，是我们认识世界、把握规律、追求真理、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但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绝不是一成不变的教条，而是行动指南，必须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新境界。不论过去、现在和将来，我们都要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把国家和民族发展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坚持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坚定不移走自己的路。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服从共产国际实际上是苏联共产党的领导。遵义会议前，“左”倾或右倾机会主义者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俄国十月革命经验神圣化，不认真研究了解中国国情，唯共产国际命令是从，一味照搬书本和苏联经验，造成大革命失败和第五次反“围剿”失败、长征初期严重受挫，把党和红军推到濒临覆灭的境地。1963年9月，毛泽东同志在一次同外宾的谈话中说：“真正懂得独立自主是从遵义会议开始的。这次会议批判了教条主义。”以遵义会议为起点，中国共产党开启了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新阶段。

　　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年来，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带领人民坚定不移走自己的路，取得了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一个又一个伟大胜利。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诞生后，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团结带领人民经过长期奋斗，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建立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进行了社会主义建设的艰辛探索，实现了中华民族从东亚病夫到站起来的伟大飞跃。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改革开放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团结带领人民进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的伟大实践，使中国大踏步赶上了时代，实现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在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新时代中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团结带领人民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全方位、开创性历史成就，发生深层次、根本性历史变革，中华民族迎来了从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

　　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年来，坚持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相统一、培元固本和守正创新相统一，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断推进理论创新、进行理论创造，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新境界。我们党产生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产生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党和人民事业发展提供了科学理论指导。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具有实践性、时代性、创造性的鲜明品格，是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部实践中产生的理论结晶，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是统揽推进“四个伟大”、实现民族复兴伟业的思想旗帜和行动指南。在新时代，我们必须切实增强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坚持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全面系统学、深入思考学、联系实际学，在学懂、弄通、做实上下功夫，在往深里走、往实里走、往心里走上下功夫，坚持不懈地用这一重要思想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

　　二是必须坚定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保证党的团结和集中统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旗帜鲜明讲政治、保证党的团结和集中统一是党的生命，也是我们党能成为百年大党、创造世纪伟业的关键所在。”旗帜鲜明讲政治、保证党的团结和集中统一，最重要的是必须坚定维护党中央权威、保证全党令行禁止。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首先就要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这是党和国家前途命运所系，是全国各族人民根本利益所在。我们一定要牢固树立“四个意识”，时刻把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作为最高政治原则和根本政治规矩来认真执行。

　　维护党的权威和领袖的权威，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一条重要原则和经验。1871年，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巴黎公社遭到灭亡，就是由于缺乏集中和权威。”列宁指出：“在历史上，任何一个阶级，如果不推举出自己的善于组织运动和领导运动的政治领袖和先进代表，就不可能取得统治地位。”对中国共产党来说，没有坚强的领导核心、成熟的中央领导集体，就难以保证全党上下拧成一股绳，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党的事业就不可能胜利前进。有了坚强的领导核心、成熟的领导集体，才能保证党在思想上高度统一、政治上高度团结、行动上高度一致。

　　列宁指出：“造就一批有经验、有极高威望的党的领袖，是一件长期的艰难的事情。”遵义会议召开前的十四年，我们党没有形成坚强成熟的中央领导集体，没有确立坚强有力的领导核心。邓小平同志曾说，遵义会议以前，我们的党没有形成过一个成熟的党中央。从陈独秀、瞿秋白、向忠发、李立三到王明，都没有形成过有能力的中央；我们党的领导集体，是从遵义会议开始逐步形成的，这就是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

　　从中国共产党一百年波澜壮阔的历史可以清楚地看到，正是在全党拥护爱戴的党的领袖和坚强成熟的中央领导集体领导下，我们党才越来越发展壮大，党的事业才越来越兴旺发达。以毛泽东同志、邓小平同志、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战胜了一个个难以想象的困难和挑战，取得了一个个彪炳史册的伟大胜利，开辟了伟大道路，建立了伟大功业，铸就了伟大精神，积累了宝贵经验，创造了中华民族发展史、人类社会进步史上令人刮目相看的奇迹，使中华民族迎来了实现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

　　坚定自觉维护核心、保证党的团结和集中统一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在新时代，我们要充分认识到，坚定维护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坚定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是夺取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胜利的根本保证。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瞻远瞩、审时度势，带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迎难而上、攻坚克难，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创造了极不寻常的辉煌。实践充分证明，习近平总书记是全党拥护、人民爱戴、当之无愧的党的领袖，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是党和人民拥护、爱戴、信赖的坚强领导集体。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我们一定要从党史中汲取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坚定不移向党中央看齐、向习近平总书记看齐，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切实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定自觉做到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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